潘凤楼是中共党员、苏维埃干部和红军将领，是南江有名的知识分子和乡村医生，是大巴山革命之子。从小他就受到家庭传统美德熏陶，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投身于社会生活实践，体验民间疾苦，热爱劳动群众，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在四川军阀政权白色恐怖统治下，他毅然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作为返乡党员，他熟悉当地社会民情和地理环境，更加有利于开展地下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他参加反三路围攻、三次进攻战役、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以及红四方面军长征。在八年革命生涯中，体现了潘凤楼立场坚定、刚毅果敢、文武兼备的组织力与执行力，他对川北地下党工作、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红四方面军长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事业，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他锐意进取、埋头苦干、舍生忘死、为民奉献的崇高精神和道德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一、思想启蒙

一九零六年腊月初六，潘凤楼出生于南江县下两区元潭乡下坝村上营梁潘家楼房一个中医世家，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按家族辈分取名潘业修。他自小长相端庄英俊，孝顺父母，性情纯节，深受父母喜爱。潘姓为下坝村大姓，分为开、业、永、忠等字派，父亲潘开凛是当地知名中医，长年治病救死扶伤，为人乐善好施，免费给路人提供茶水和饭食。当时，平常百姓日子并不好过，时常受到潘家救济。当地流传一首歌谣：观音岩下一道坡，潘家楼房稀饭多；筷子撇在耳朵坡，鼓起眼睛哧哧喝；哈哈，吃饱了好唱背儿歌……。母亲高氏，是位勤劳朴实的家庭主妇，除料理家务和照管子女外，还协助丈夫煎药和种田。六岁时，潘凤楼被送到本村一位姓潘的老学究办的私塾读书。由于他聪明好学，积极进取，在不长时间里，就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等书籍背得滚瓜烂熟；1916年9月，他转入南江县第二高等小学堂（长池）读书，成绩优秀，最好诗书，对《唐诗合解》《七家诗选》等古典书籍倒背如流，并练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1919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中中学堂（初中），正式改名潘凤楼；恰逢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巴中得到广泛深入的发展之时，在开明校长赖虚室的影响下，他接受了大量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个人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节假日期间，潘凤楼随父亲攻读岐黄之术和走村串户为人治病，掌握了基本的医疗技术。在随父行医过程中，他发现广大工农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田颂尧频繁抓丁派款，弄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学好医术只能为百姓解除病痛，但怎样才能使百姓摆脱剥削，远离穷困，过上幸福生活？始终在他心中缠绕着。为此，潘凤楼苦思冥想，上下求索，决心继续深造，立志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2年6月，潘凤楼初中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阆中保宁联合中学，在这所新式学堂，接受革命新思潮影响，拓宽了视野，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阆中读书期间，四川大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阆中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潘凤楼在进步校友张鹗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了一些革命进步书籍，思想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闲暇之余，潘凤楼时常出入阆中武术馆学武，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强健了体魄。

二、入党参军

1925年4月，阆中保宁联中学生组织了“牖民剧团”，演出了《一片爱国心》《孙中山之死》等剧目，对潘凤楼触动很大，决心投身大革命洪流。高中毕业后，留阆中工作，他本已考上成都高等师范学院，但因父母年老体衰，家境日益贫寒，无力供他继续深造。因保宁联中校长吴阶平与潘凤楼是同乡，他经常出入联中。由于潘凤楼学识渊博，谦虚谨慎，才思敏捷，书法极好，深得校友喜爱。同时，他在联中结识了马步旭等一批进步学生。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张鹗等在联中和“川师校”发动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及“反基督教同盟”，反对英帝国主义借传教以毒害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1926年冬，潘凤楼奉父母之命返乡，与巴中县枣林乡清溪沟罗举人之女罗国清结婚，婚后生育了一儿一女，完成了父母心愿。他跟父亲学医一段时间，后返回阆中。

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四川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经过大革命历练和洗礼的潘凤楼，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他不惧白色恐怖，积极参加阆中革命运动。他为人热情奔放，追求进步，文武兼备，抱负远大，以教书行医为生，经常往返于阆中、巴中、南江之间。

1928年12月，保宁联中南部籍学生马步旭回乡度假，被南部县党组织发展为共产党员。次年3月，马步旭返校后，秘密建立起“读书会”“健社”，组织引导参与者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并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秘密传阅四川省委送来的文件。潘凤楼参加了“健社”。后来，南部县党支部书记傅晓荩到保宁联中任教，通过马步旭认识了潘凤楼，并将他发展入党。从此，开始了他革命的一生。8月，建立了阆中保宁联中党支部，马步旭任书记。面对反动当局对学生运动的压制，联中党支部创办《疯子壁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9年冬，党组织派遣潘凤楼回乡，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在南江播下革命的种子，成为在南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潘凤楼在姐夫彭代军医生的帮助下，重操旧业，以行医治病、访亲探友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宣传革命思想。除了给乡亲们治病外，他还积极传播党的主张，进而影响了邻近各乡村的一批热血青年，如王明义、李立方、伍碧奎、王思丙、陈大照、余方群等；后来，这些青年大多参加了革命。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南江在四川军阀和地主豪绅的暴虐统治下，百姓承受苛捐杂税，重租高利的各种剥削压榨，生活极端痛苦。统治阶级为牟取暴利，还强制百姓种植鸦片。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人民除了反抗以外，别无生路。1932年9月，南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为反对“预征烟款”，数百以至数千人成群结队进城示威请愿，历时两个多月，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宣布“延期征收”。潘凤楼参加了这场群众自发斗争和巴中吃大户运动。南江广泛流传着一首歌谣：“今年闹款，明年造反，后年国民党就垮杆。”在此期间，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母亲高氏辞世，大哥潘业举夫妇去世；二哥潘业仁病亡；幺弟潘业银跳河而死。家庭突如其来的变化和百姓艰难困苦的生活，更激发了潘凤楼的顽强斗志和革命热情。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打倒四川军阀，推翻封建阶级，实现人民解放，建立工农政权，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潘凤楼在革命中更加不顾个人安危，积极为党工作，发展革命组织。

1932年12月中旬，根据上级指示，要求潘凤楼火速赶到通江与入川的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他通知邻近各乡进步青年，如佘少群、陈大令、高化其、刘永儒、余香兰、李成美、蒋玉莲等百余人，分三路到南阳集中，然后一道向通江北进发；抵达苦草坝时，与红军部队会合，集体参加了红军。

三、省苏“大秘”

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县城后，潘凤楼作为本土鲜有的知识分子和地下党员，遵照前敌委员会的安排，参与组建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他带领地方工作队，深入农村基层，发动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随后，潘凤楼随红七十三师行动，经涪阳坝、乌龙垭、大河口、关路口，抵达甄子垭、鹿角垭，参加了解放南江县城的战斗。因潘凤楼革命活动的影响，元潭一带的群众基础好，当听说红军到了下两，元潭广大群众革命情绪分外高涨，纷纷制作了三角小红旗，推举陈秀珍等73人前往下两迎接红军；在群众引导下，红军于1933年1月24日解放元潭全境；随后，成立以余希林任书记兼主席的元潭乡党支部和苏维埃政府。

1933年2月上旬，潘凤楼随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黄超赶赴通江县城，参加川陕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熊国炳任主席，但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潘凤楼任秘书，协助黄超工作，办理秘书处日常事务，负责起草组建赤江、红江、南江等县苏维埃政府的文件，以及川陕省工农医院、方面军兵工厂等方案，撰写了大量的宣传文稿。1933年5月，潘凤楼经组织审查认定后重新履行入党登记手续。6月，潘凤楼参与长赤县第一次党和工农兵代表大会，他的家乡下坝村也成立了苏维埃，隶属长赤县管辖。同月底，他负责木门军事会议的安保后勤工作，并保证了会议成功召开。

1933年7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迁驻巴中县城。8月1日，召开了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潘凤楼参与起草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川陕苏维埃的任务》等一系列会议文件；由于他很能干有才气，深得熊国炳主席的称赞和黄超秘书长的信任，黄超因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事实上省苏秘书处的工作由潘凤楼具体办理，负责起草、印刷和收发文件书信，搜集各种材料，向主席及常委会报告工作，之后兼任省苏机关直属支部书记。在省苏工作期间，他承担着大量繁重的综合协调工作，除负责省苏宣传工作外，还经常负责执笔重大决议、政策和文件。他时常在昏暗的桐油灯下学习、工作到深夜。他对川陕省苏维埃建设中干部培训指导工作很重视，对统战工作、农业生产和促进经济发展很有远见，提倡重点建设苦草坝、洪口特区。仪南战役期间，他全权负责一线部队的战勤保障，保证了军需品和武器弹药及时运往前线。在此期间，父亲去世，因战事紧张，他没能回去为父亲送终。

1933年8月，党中央派廖承志到川陕苏区工作，担任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部长。潘凤楼与廖承志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经常促膝交谈，关系甚好，并肩战斗，两人长时间的合作共事为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在廖承志的影响下，潘凤楼受益匪浅，理论水平进步很大。廖承志受到张国焘秘密监视后，潘凤楼对之非常关照，协助其木刻雕版制作的马克思像，用纸张广泛印发宣传，在苏区军民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南部县委组织部部长马步旭在肃反中遇害，廖承志也被张国焘关押，潘凤楼设法给前线的徐向前、傅钟等方面军领导送信，竭力保护，尽心照料，以免廖承志遭遇不测。由于张国焘错误影响，在苏维埃干部中大肆打击、排挤知识分子，曾在达县联中读书的符仕群被列入知识分子的黑名单，受到无端怀疑，被监控使用；潘凤楼顶住巨大政治压力，保护了符仕群等一批苏维埃干部。

1933年12月18日，红军一行3人，从长赤护送105支步枪，运往前线，夜宿元潭街道郭家店子。廖丰武匪帮打死红军和运输队员各1人，将枪全部抢走，逃往了元顶山天洞子。事后，潘凤楼协助熊国炳指挥赤卫军、游击队围攻天洞子。经激战，将匪敌歼灭或擒获，夺回了所有枪支。

1934年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搬回通江苦草坝办公；因公务繁忙，潘凤楼抽不开身，写封家书让人捎回；信中写道：“家中缺乏劳动力，分得到土地无人按时耕种，现各级苏维埃已成立了代耕队和互助组，请妻子不要为此忧心。”1934年12月，川陕省举行了第三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潘凤楼参与会议文件起草和会务接待。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方面军主力大举西撤，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迁驻旺苍坝。此时，黄超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潘凤楼担任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主要负责动员苏区群众，从人力、物力支援红军渡江，以及省苏随军西征的工作。1935年3月下旬，潘凤楼抽空回家看望家人，然后就匆忙归队，踏上了长征路。

川陕时期，潘凤楼在根据地建设、配合红军作战、宣传鼓动中，他身先士卒、作风朴实、亦军亦政，深受苏区军民好评。他参加了孙家山、空山坝、八庙垭、五角包、鸡公寨、观光山、甑子垭等战斗，所到之处书写了或錾刻了大量的宣传标语，尤其是在涪阳坝——乌龙垭——大河口——关路口一线，有许多宣传标语都出自潘凤楼之手，如“穷人站起来，工农专政权”“为保卫土地而战”“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等等。

四、血洒长征

反六路围攻胜利后，部队亟待补充，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武装统一整编为机关直属团，潘凤楼任团长兼政委。长征开始后，潘凤楼既要办理省苏机关办公系统，重要文书档案，以及随军家属和干部职工的组织协调，又要处理地方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的相关工作，还要配合红军作战。为此，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努力工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撤销后，他先后在川康、四川、金川等地方行政机关任职，负责文秘档案工作，参与一些地方工农政权组建，粮食物资筹备，伤病员安置，并发动群众进行了支援战争的工作；随红四方面军总部北上南下西进途中，潘凤楼屡屡经历险境，往返雪山草地，迭遭强敌进攻。他开展地方工作，并随时做好战斗牺牲准备，克服了许多不可想象的困难。从嘉陵江到黄河边，从懋功到甘孜，从川西北到川西南，八翻雪山三过草地，英雄没有倒下，艰难挺过来了！然而却在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最后时刻，潘凤楼在甘肃西渡黄河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0岁。在场的战友们失声痛哭，为失去了一位好战友而无比痛心，战友们默默地掩埋尸体，他就此长眠于陇原大地。潘凤楼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拼搏的一生，也是光荣的一生。正是有了像潘凤楼一样千千万万的红军将士，有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红军才战胜了空前的困难，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长征奇迹。

红军撤离通南巴后，潘凤楼的妻子罗国清无依无靠，为了逃避国民党返乡团的迫害，只身一人带着儿女，逃到剑阁县江口场避难生活。于1938年4月，她携带子女返回南江老家。

五、英名长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潘凤楼的家乡尚未解放，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党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入川作战，兵分三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川陕边界挺进。左路第61军经咀头、江口翻秦岭，越过大巴山，解放南江县城。于1949年12月19日，元潭下坝重获解放。罗国清和子女日夜盼他早日回来，后从潘凤楼战友罗光珍那里获得了他早已牺牲的消息。川北地区解放，巴山儿女重获新生，完成了烈士遗愿，告慰了烈士在天之灵。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罗国清冒着生命危险珍藏下来的潘凤楼遗物和家书，上交给南江县土改工作团和地方博物馆，并到民政部门叙说潘凤楼生平详情。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川陕访问分团第1分队，由余洪远带队到南江元潭，专门对烈士遗孀罗国清进行慰问，并发放烈士纪念章。南江县人民政府报送达县专署，达县专署转呈川北行署。1952年2月，川北行署上报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正式追认潘凤楼为革命烈士，并颁发烈士证书。

后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烈士遗孀罗国清按照有关规定不能享受优待优抚，家中的烈士纪念章、慰问信也被造反派抄走。历经沧桑、饱经磨难的罗国清老人也于1978年与世长辞，亲属将她与丈夫的衣冠冢合葬于上营梁下潘家祖坟园内。

潘凤楼把他的一生以至生命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用青春生命写就对党的忠诚，用鲜血践行入党的誓言，是矗立天地间的一座精神丰碑。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家乡父老乡亲更不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初，南江县组织清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烈士资料，对潘凤楼烈士重新登记造册建档，发放了慰问信，补发了烈士后代应享受的费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和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特为潘凤楼烈士树碑立传，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苏区精神；这不仅表示了当地政府和人民对烈士的深切怀念，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好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