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读史方舆纪要》：“自陕西南郑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米仓道作为古蜀道之一大致可以分为东中西三条大道，即陕西汉中—四川南江—四川巴中道、陕西汉中—四川通江—四川巴中道、陕西汉中—四川旺苍—四川巴中道。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若干条线路，其中又间杂着多条分支线路或延长线。人们通常视陕西南郑经由南江县城至巴中的米仓道为主道。全长240多公里的米仓道，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稀疏人烟。在3000年的成长中留下了无数历史的印记、爱恨情仇的诗章、风云突变的“同心”绝唱。

一、米仓道上的三千年“同心放歌”   

1.巴蜀首领“心向涂山”。在《史记》和《左传》等史料中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涂山之会”。当时，大禹在涂山(今安徽凤阳)举行会盟，邀请所有的诸侯国前往参加，西南巴蜀地区的各部落首领历尽艰辛从米仓古道的丛林中走出去参加涂山会盟。这次会议的意义标志着夏朝的建立，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走向交往交流交融的开端，米仓道架起了华夏各族“同心”建立统一国家的情感桥梁。

2.巴蜀武装“心随武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前歌后舞也’”。大约公元前1046年左右，周武王联合羌、巴、蜀、庸、髳、彭等巴蜀各族，共同讨伐商朝君王帝辛（即“纣王”）。纣王大败夜逃朝歌自焚而死。周武王占领商都，周王朝建立。这是巴蜀各民族士兵团结一心经米仓道出川通过参战的方式与中原各民族交流的一次成功范例，也是米仓道汇聚“同心”力量共同讨伐暴政的经典故事。

3.萧何月下追韩信。秦末，韩信先后投奔项梁、项羽未得重用，于是又投奔到刘邦部下。初时，刘邦只是给他一个小官做。一天，韩信酒后大发牢骚，消息传给刘邦，刘邦以为他们要叛变，就命令将他们斩首。韩信说：“你刘邦要夺天下，怎能斩壮士呢”，刘邦知道后，将他放了，并与他谈了一次话，还升了他一级官，但还是没有重用他。萧何深知韩信是位帅才，这时刘邦正想找人担当大将的职位，萧何向刘邦建议由韩信担任，刘邦根本不听。韩信见刘邦无重用之心，决定离开刘邦翻越米仓山前往巴蜀。萧何得知后，从汉中沿着米仓道一路急追，直到天黑也看不到韩信的人影。他正想下马休息的时候，却远远望去看到一个人牵着马在河边（今天的南江县光雾山镇韩溪河）徘徊，于是乎，快马加鞭，大声喊:“韩将军，咱们也算是相识一场，怎么可以不打声招呼就走了呢。”之后，夏侯婴也赶到，在两个人苦苦相劝之下，才把韩信劝回汉营。之后在萧何苦苦劝谏之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后来，韩信因战功卓著，被封为齐王，刘邦还将齐地作为封地授给他。饱受饥寒交迫的韩信，得到封王的优厚待遇，便死心为刘邦打天下，立下了巨大功劳。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演绎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同心创业”千古佳话。

4.汉中张鲁政权。三国时期，张鲁利用汉中四塞险要、物产丰饶优势，推行五斗米教，凡入教者都需交纳5斗米，放置驿站，供过往行人享用；再是济困扶贫，发展生产，形成颇有原始共产主义味道的政教合一割据政权，广受百姓欢迎。朝廷竟奈何他不得，索性授张鲁镇宁中郎将，汉宁太守，保境安民达30年之久。曹操统一北方后，目光盯到汉中，亲率大军征讨。张鲁兵败后仓皇出汉中南门，越汉水经米仓道逃往四川巴中。张鲁离开汉中时钱粮盈库，手下劝其烧毁以免资敌，但他认为稻粱皆百姓生产，来之不易，应归于国家，离开时封存完好。曹操意外获得大批钱粮，特地派人劝回张鲁，不仅仍让他镇守汉中，还破例封他5个儿子为侯。张鲁政权的“同心政策”赢得了“民心”和认可，奠定了自己的事业，成就了“米仓道”一方的安宁和发展。

5.上官婉儿的《由巴南赴静州》。被贬巴州的废太子李贤因看母亲武则天为了权利而不顾及母子情，杀害一个个李氏子嗣，深感绝望的李贤作了一首字字啼血的《黄台瓜词》，武则天知道后十分震怒，杀心顿起，遂命左金吾卫将军丘神劼前往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公元684年，唐代著名才女上官婉儿前往巴州看望李贤,当到达木门寺时，便听到李贤被害的消息，百感交集的她，题写了《由巴南赴静州》诗:“米仓青青米仓碧，残阳如诉亦如泣。瓜藤绵瓞瓜潮落，不似从前在芳时”(唐时木门镇称静州)，以怀念太子李贤。上官婉儿去看望李贤不论是出于私情还是朝廷为笼络人心的公事，但这首《由巴南赴静州》体现了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在米仓道演绎的凄婉“同心爱恨”。

6.红军入川“风雪夜”。1932年12月19日，红四方面军沿米仓道北段入川。此时的红军已连续转战三千里，体力消耗近极限。经历者说：“都是厚雪遮住的羊肠子路，弯弯曲曲，到处都是蒿草、荆棘。从上山起，棉桃大的雪花打的睁不开眼睛。大家深一脚浅一脚，颠簸往前移，积雪越来越深，从脚面渐渐没及腿肚，滑得难走。渐渐地，雪花变成了冰雹，伴随着狂暴的山风，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爬山时，用一根绳子系在腰间，一步一滑地向上爬。离山顶不远是最难走的，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山涧，人和牲口掉下去，连声音都听不到。那天夜里，在风雪乱叫的山顶宿营，红军战士们挖了一个一人多深的雪坑，大家背靠背地坐下，年纪小的在里面，年纪大的在外圈。头上顶着破烂被子、毯子、五颜六色的夹袄。背着稻草行军的战友们就把剩下的稻草集中起来，放在里圈，烧火取暖，身上感觉稍好一些了。等到天亮时，坐在外圈的战友眉毛上还挂着银霜，但任战友如何摇，也醒不过来了，都僵了，他们把最后一点体温都献给了党，温暖了里圈的战士……。当年经历过的战士暮年回忆起来，都哽咽着老泪纵横，不能自已。这是人类在极限中求生存、红军战士在斗争中求发展、人民军队在困难面前舍己为人的“同心壮歌”。

7.“红色交通”线。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初，中共陕南特委积极着手建立红色交通线，以打通与川陕苏区的联系通道。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蜀道上的米仓道成为红色交通线的主要通道，1933年3月，国民党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统一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接受中共上海中央临时政治局西安军事情报组负责人王右民的指示：利用三十八军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接触的机会，建立川陕苏区与中央及其他所需的秘密交通线。5月，武志平在中共陕南特委和陕军中的党组织帮助下，以汉中为起点陆续建立了通往川陕苏区的三条主要交通线。汉中到苏区交通线的建立，打通了“上海—西安—汉中—川陕苏区”的通道。为便于与红军联系和收集情报，武志平选定位于苏区与白区之间，不易遭受民团、土匪袭击的羊圈关以北的一间茅屋作为据点，与三位农民住在一起。在羊圈关北600米左右的凉水井，武志平还租用唯一的一家旅店，聘请几名交通员盖起茅屋两间，对外称“红十字会调查员”，代表陕军秘密处理“边界事务”。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将军曾两次受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又称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派遣到渔渡坝和武志平接头，互相交接完东西后，就奔原路而归。他们人背马驮，送来的有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据当地居民黎大金回忆：“1934年4月间，红色交通站的武志平同志到力坝住在我家里。我父亲黎正刚当时任关门垭乡文化委员。我母亲叫王三珍，她曾多次协助交通站在力坝街上给红军买食盐、买药物、买布等军需物资，买好后又组织人力运送到川陕边界的关门垭等地，支援红军前线。”

陕南交通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大批根据地急需的紧缺物资源源不断运进苏区，军事情报也得到很好的交流。一些急需救治的红军伤员，通过这里被送到后方治疗。陕西地下党的一些负责人也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川陕苏区。据武志平回忆说：“1934年12月底，党中央组织派王超北护送潘自力同志持介绍信到汉中找我，令我送潘去川陕革命根据地。我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在此之前，还护送张光远同志去川陕革命根据地。”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谭智耕回忆说：“我们在川陕苏区时，有一次收紧阵地，住在空山坝，我们用的油、煤、盐、西药、纸张都是汉中运来的，好像汉中专门有那么一批交通员。当时白区不用四川的白洋，普遍用国民党的票子和‘袁大头’，靠这些去陕西买东西”。

米仓道上的“红色交通线”为了建立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武志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法宝作用，他们的革命事迹在米仓道上熠熠生辉。

8.木门会议。1933年初，米仓道南段的反“三路围攻”开始不久，张国焘即借口部队“不纯”，令陈昌浩和保卫局进行“肃反”，搞逼供信、“自首”运动，以清理“托陈取消派”、“右派”、“通敌”、“AB团”、“改组派”等名义任意捕人杀人。先后被逮捕杀害的团以上干部有：旷继勋、余笃三、吴展、闻盛世、陈少卿、赵箴吾、杨白、王振华、袁诚汉、李绍德、任玮璋、张逸民等。七十三师二一八团第三营一仗没打好，政委陈少卿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株连全团排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抓光，有的被关，有的被杀，有的被送到运输队里扛大米袋子。

1933年6月28日起，红军在木门寺召开了为期6天的会议。会议上，大家强烈要求停止部队内部的“肃反”。有个师政治部主任，搞刑讯逼供，杀人不少，在会上挨批斗。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些，他在讲话中虽肯定前一段部队中“肃反”的必要性，但承认错抓了些人，同意停止“肃反”，将错抓的人放回。木门会议，在抵制张国焘的罪恶“肃反”上，党内外人士团结同心，向错误行为开展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意义非同小可。

9.赵明恩情满米仓山。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开始长征前，留下了一支1000余人的独立师在米仓山中开展游击斗争。因斗争失利，1936年6月，巴山游击队在南江县大河石窟召开全体会议，将原游击独立师整编为营，推选赵明恩任营长，兼任党支部书记。赵明恩在会上提出了“打陕安川”，在南江桃园一带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的正确方针。会议以后，游击队采取了正确的游击战术，打了一系列胜仗，扭转了不利局势。这期间，游击队重视与村、乡原苏维埃干部的联系，扎根群众，同时对开明绅士进行统战工作，争取各方面的力量，集中打击陕西豪富，稳定川境游击区。游击队视人民群众为父母兄妹，密切鱼水关系，赵明恩等经常在米仓道上翻山越岭访贫问苦，针对群众的实际困难，发动游击队战士尽力帮助解决。焦家河有一曹姓母女，家里缺劳力，生活很困难。游击队就给她们出钱垫底，在米仓道上开起一家旅食店，结果生意兴隆，生活很快好转。寨坡有个叫“杨胡子”的农民，被土匪抢光了，游击队就重新给他置办了家业。寨坡、桃园、焦家河的石仲甫、岳朴林、张万喜、王开榜、王士清、欧二等农民，都各自得到了游击队送给的1头耕牛和部分农具。游击队把游击区的农民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有求必应，有急必救，有难必解；农民则把游击队当成救命恩人，亲如一家，不分彼此。如今寨坡、桃园等地依然流传的民歌，生动描述当年百姓为红军送粮的情境：“寨儿坡，路儿荒，跑烂草鞋一双双；只要红军不断粮，哪怕跑断脚板掌”。根据记载统战工作也开展的十分好，如南郑资本家张绍祥13次为游击队购买枪支，南江退伍军官张晓康鼎力支援游击队，不幸的是，此二位进步人士后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杀害。在1939年，与游击队密切关系的大地主(统战对象)吴良伦，获悉国民党“新九师”要对游击队发动“清剿”，立即派家丁给赵明恩送信，使游击队及时转移。不料，吴良伦因此事被捕，国民党部队强行押他带路找游击队。他寻机逃跑，不幸坠入雪坑罹难。游击队在根据地内不征粮，不派款，保护商旅安全，活跃集市贸易；还在根据地中心设立中西医药铺，让老百姓免费看病吃药。由于这些正确措施和政策的实施，游击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一年多时间，游击队又由50多人发展到700多人，以南江县桃园为中心，纵横3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

1938年，国民党对巴山游击队进行“川陕围剿”，调集川陕两省部队7000之众向游击队扑来。敌人采取构筑碉堡，步步为营，妄图把游击队困死。面对严峻的形势，赵明恩率领游击队避实就虚，昼伏夜出。至1939年冬，游击队终因众寡悬殊，敌强我弱，加上敌人利用叛徒、土匪打前阵，被敌逼进米仓山原始森林。游击队在雪窟冰窖歇宿，用树皮草根充饥，加上天天打仗，日夜转移，减员惨重，最后只剩下20余人，处境极端险恶。1940年3月，游击队转战到碑坝(今属陕西南郑县)山上，被强敌四面包围。他们与敌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大部分同志倒在血泊之中，赵明恩率领通讯班班长杨芝芳等4人突出重围，打算回达州重新集聚革命力量再展宏图，在转移到米仓山猪槽沟（今光雾山景区）休息时，被叛徒杨芝芳杀害而牺牲，年仅30岁。

巴山游击队一心向党，5年中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即使拼到最后一人，都坚守着组织交给的“支持苏区，留守阵地”的任务，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和对人民无限热爱。如今，“巴山游击队纪念馆”里的文物正讲述着游击队员与群众的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同心故事”。

 10.王瑛与“连心桥”。米仓道上的洋滩村是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王瑛同志生前对口联系的村子。村里有一条河，原本没有桥，村民去田里干活，只能蹚水而过，极不方便，也不安全。王瑛来村里检查帮扶工作，走访贫困群众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积极奔走，筹措资金，最终为村民建起一座桥。“坚持把难题解决在农家院，把党的温暖送到百姓的心坎上。”这是王瑛为群众办事的准则。王瑛去世后，当地老百姓给这座桥起名为“连心桥”。王瑛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作为革命老区的干部，就要为老区人民造福。”如今，在米仓道琉璃关旁边的“王瑛先进事迹展陈馆”里，一件件实物展示了民族女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心战胜困难共赴共同富裕的“同心情谊”。

二、“同心故事”诉说的内涵

“同心”代表着圆满、和谐、团结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则象征着家庭和各阶层社会的和谐统一，广泛应用于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这一符号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优秀文化基因‌。

同心并肩、相互支持。“同心”的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如一，是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精神力量。周武王在《尚书·泰誓中》的慷慨陈词，彰显了“同心”的重要性。尽管纣王拥有千军万马，但因离心离德而终败北；而周武王虽兵力单薄，但同心同德的精神通过团结士卒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怀着“同心”思想从“米仓道”走出的巴蜀“藤甲兵”使周朝威力无比而势如破竹，最终战胜纣王建立周朝。又如从米仓道等走出去参加“涂山会盟”的各部落首领，与“大禹”同心共建夏朝推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和国家的统一。这些千古佳话蕴含的“只有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才能实现共同的目标和梦想”的精神多次在中国历史上验证了其重要性，成为民族走向复兴的精神力量。

同心相助、共克时艰。“同心”是中华民族在应对重大灾害和挑战时形成的集体行动精神，其核心体现为多方协作、资源整合与社会凝聚力的高度统一。发生在“米仓道”韩溪河畔“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忠诚与信任的传奇，更是一个关于“同心共图大业”经典案例。萧何的果敢与决断，让我们看到在关键时刻，如何抓住机遇，做出为目标而选择具有共同追求的同盟者的正确选择。而韩信的才华与追求，也让我们明白了，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积极融入目标共同体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力。萧何在刘邦建立汉朝后，被任命为丞相，韩信则成为大将军，两人在朝中“同心”合作默契，共同为汉朝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智慧与力量。赵明恩苦战米仓山的岁月里，把游击区的农民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有求必应，有急必救，有难必解;农民则把游击队当成救命恩人，亲如一家，不分彼此。同时赵明恩等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南郑资本家张绍祥13次为游击队购买枪支，南江退伍军官张晓康鼎力支援游击队。正是这种“同心同向”的精神内核支撑着有共同理想者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不但创造了时代的佳话，更是民族挺起的“脊梁”。

同心聚力、勇于担当。“同心”意味着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愿景。这种同心协力的精神可以激发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团队成员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团结一致，汇聚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应对。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的一个暴风雪夜晚翻越蜿蜒数百里米仓山时，衣衫单薄、面色青黄的红军战士，呈现“同心圆”坐在深山的雪中露营。第二天拂晓发现外面两圈已气绝的战友们，泪水还冻结在脸上，却依旧护卫着内圈的小战士。这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优秀传统之一！越是困苦，越是险境，越是提倡同心友爱；危急时刻勇于担当，干部爱护战士、年纪大的保护年纪小的。“同志同心”所激发出来简直让今人无法想象的潜能：既战胜了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保持了坚强斗志，这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1933年初，蒋介石调集38个团近6万兵力，对川陕苏区进行“三路围攻”时，国民党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利用三十八军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接触的机会，建立川陕苏区与中央及其他所需的秘密交通线。一批批根据地急需的紧缺物资通过“米仓道”源源不断运进苏区，一些急需救治的红军伤员，通过这里被送到后方治疗。为了建立新中国，“米仓道”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联在一起，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同心故事”讲出的时代强音

无论是争取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先贤，还是为建设新中国、实现国家富强而努力的建设者们，都深刻体现了“同心”精神的重要作用，这一精神正激励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聚心——引领统一战线同向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米仓道”上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成就了汉朝的基业，张鲁的“5斗米济困”换得了一方的安宁和人民的拥戴等佳话都证实了“同心”的强大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要想取得执政地位并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赢得人民群众的忠实支持和拥护。因此，当下的人心和力量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力气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党的统战工作最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因此，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党中央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单靠我们党“千里走单骑”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必须充分发挥独特优势，不断巩固基本力量、团结新生力量、化解消极力量，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米仓道演绎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同心故事”正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团结——引领各阶层和党派跨越发展。“同心”思想既体现了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和要求，又包含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鲜明特点，它强调思想上的同心同德、目标上的同心同向以及行动上的同心同行‌。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统一战线的价值追求和鲜明特色，更是其存在发展和作用发挥的重要保障‌。上官婉儿和李贤的故事道出了各阶层各党派之间团结合作，荣辱与共的悲壮；木门会议上，及时纠正张国焘的罪恶“肃反”，团结了同志，挽救了革命，意义非同凡响。曹操和张鲁从对立面走到一起，都是有一个“国家统一，人民安宁”的共同目标。对照古今案例，不难得出“通过不断巩固对共同政治目标的认知和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如何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办实事、办大事，同心是保障，多党合作是方式。首先，“同心”思想强调“思想上同心同德”，明确了多党派合作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基础，反映了执政的共产党与参政的民主党派在核心价值观上的统一，是多党合作的核心价值与逻辑起点‌。通过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共识，各民主党派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巩固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在工作中要通过“政党协商”等工作方式做好团结引领工作，巩固“同心”基础‌。二是“同心”思想强调“目标上同心同向”，为多党合作提供了政治保证和方向规定。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上高度一致，共同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目标上的高度一致，确保了多党合作的发展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工作中，我们要“围绕中心”通过调研和主题活动让民主党派、无党派等党外代表人士融入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为复兴的共同目标努力‌。三是“同心”思想要求“行动上同心同行”，强调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工作中要遵循共同的政治准则和行为规范。这要求各民主党派在实际工作中要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遵循基本一致的行为规范和节奏安排，确保多党合作的科学规范和现实落点。米仓道上不同“思想”的历史人物因共同的政治目标团结一致，同心同力为国家的统一富强做出了表率，这些事迹和意义值得挖掘和学习！

干事——引领各族人民昂首复兴。王瑛说“作为革命老区的干部，就要为老区人民造福”，她牵头组织修建的“连心桥”就是当代一个民族干部与老区人民“同心”共走幸福路的历史丰碑。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我们每位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更需要同心同向，以实现伟大祖国复兴，使中华民族屹立世界的决心，立足本职，鼓足干劲，扎实工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中华崛起，民族的复兴，需要我们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各方面的力量的方式就是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共同推进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首先，“同心”思想要求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上保持一致，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自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种共识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同心”思想在价值目标上强调道路方向上的一致。它要求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共同的目标导向使得各族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其三，“同心”思想在具体行为上强调实践步调上的协力。它要求各族人民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这种协同行动确保了各族人民在实践中的紧密合作，推动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党员干部应当时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形成上下同向、毕力同心的强大合力，共同创造新的辉煌成就。